職能科學的主軸，在探討「職能」之於人類的意義是什麼，因為人類是乘載職能的個體。人類生命的意義由職能組成，我們有自由和權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、獲得人生的意義，這就是職能的正義(occupational justice)。
什麼是職能正義？什麼又是社會正義？
職能正義(occupational justice)和社會正義(social justice)的核心，都是人類社會情境和社交關係中的社交本能(social nature)，進而拓展到公民的平等、權力、權力、責任、義務和道德…等等的概念。不同的是，職能的正義更聚焦於人類參與職能的自由，它建立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之上，用「職能」的意義賦予社會正義更多的價值。
Since occupations are central to human existence, restrictions to participation in occupation are a matter of injustice (Wilcock & Townsend, 2004). 因為職能是人類存在的核心，限制人們參與職能，便是一件不正義的事情。
職能不正義(occupational injustice)指的是，人們參與職能的自由和權利，因為某些的因素被剝奪。學者將職能不正義分為以下幾種不同的形式：職能隔離(occupational apartheid)、職能剝奪(occupational deprivation)、職能邊緣化(occupational marginalization)、職能疏離(occupational alienation)、職能不平衡(occupational imbalance)。
職能隔離(occupational apartheid)是指人們參與職能的機會，因為種族、身體心理障礙、性別、年齡、國籍、信仰、社經地位及性別認同等因素，遭到他人限制。在台灣的同性婚姻法案尚未通過的時候，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就曾發表一篇聲明，表示職能治療師基於「職能正義」支持同婚，因為結婚屬於人生中相當重要的職能，不該因為性別認同差異，而被剝奪。
職能剝奪(occupational deprivation)是指人們因為社會環境、經濟狀況、地理環境、歷史、文化、政治…等等個體本身無法控制的人為的因素，被從有意義的職能參與中排除。以台灣無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(WHA)來說，對於在乎這件事的台灣人而言，我們因為無法控制的政治因素，被WHA排除在外、被剝奪了參與這項族群(population)階層的共同職能(shared occupation)的權利。(延伸閱讀＿超越個體的職能定義。)
職能邊緣化(occupational marginalization)是指人們因為某些看不見的社會常規(social norms)、社會期待，而無法自由地參與重要的職能。針對中風後個案主觀感受進行的研究中提到，中風後個案感覺無法符合社會期待的獨立生活、成為他人的負擔、不被他人需要，從原本家庭的經濟支柱，變成被照顧的人，在社會上是個沒用的人(Lund, Mangset, Wyller & Sveen, 2015)，而這種負面的感受，也造成他們不願意主動地嘗試參與職能。
職能疏離(occupational alienation)是指人們長時間處於脫節、被孤立、空虛、缺乏自我認同、自我表達被限制、感到自己毫無意義…等等的狀態中，且職能的參與因此受限。許多為了家庭而放棄工作的女性，因為婚後角色的轉換，頓時失去原有的人際社交網絡、生活的重心、工作的成就感，時間久了，逐漸感到失去自我價值，並且嚴重的影響健康，這就是很典型的職能疏離的例子。
職能不平衡(occupational imbalance)是指人們花費過多的時間或精力，在對自己無意義的活動上，而無法參與對自己有重要意義的職能活動。同一份2015年的研究中也提到，中風後的病人耗費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，進行重複性的復健活動，這些復健活動若不是有趣、有意義的職能活動，只會讓他們感到無限的疲倦。他們太累、也沒有多餘的能力去參與對自己有意義的職能(Lund, Mangset, Wyller & Sveen, 2015)。另外，現代人最常見的，工作與生活的失衡，也是相當常見的職能不平衡的例子。
面對職能不正義，職能治療師可以做些什麼呢？
提升職能正義的意識(awareness)
職能正義意識的覺醒，是身為職能治療師要做的第一步，要提升個案的職能參與、幫助他們更自由地生活，首先要能夠察覺個案所面臨的不正義。人是職能的個體，職能是人與這個社會連結的方式，意識到這個社會對於障礙者所設下的各種限制，才是真正的以個案為中心(client-centered)的思考。
教育
在我們的專業養成教育中，培養職能治療學生對於社會的關注，訓練學生對於病人更全面的進行分析，並且將職能的討論，提升至團體、族群的階層，讓職能治療學生了解，職能從來都不只是個人的事情，職能的本質就是互動的、社交的、文化的，我們應該從專業養成的基礎中，建立起對於職能正義的意識。
關心社會議題
我們再次思考Dr. Wilcock所提出的「職能，就是做想做的事，真實的存在，成為自己最想成為的樣子(Doing, being, becoming)。」（延伸閱讀＿職能的本質，便是成為自己最想成為的樣子）就會發現，我們的個案常會因為社會異樣的眼光、不合理的法規、資源的缺乏，在努力做自己的這條路上，處處受到阻礙。職能治療不該侷限於「醫療端」的疾病治療，這也是就是為什麼職能治療師應該要關心社會議題。只有更加了解這個社會的運作，才能讓我們用更全面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社會所施加給障礙者的阻礙，就像許多學校都曾做過的無障礙設施體驗課程一樣，只有真正坐上輪椅，你才會注意到這個環境多麼地不友善。
倡議(advocate)
對我來說，倡議就是為我們自己的專業、病人的處境、或是任何我們所看到的職能不正義發聲。倡議的規模可大可小，跟家人朋友談論職能、實際參與社會運動、透過公會發聲，都是職能正義倡議的方式。
Advocate for heath is a resource to be achieved in everyday life by all not only those who are privileged in society, to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achieving health equity (Townsend & Marval, 2013). 為健康倡議並不是某些人的特權，促進這個社會成為更美好平等的環境，是每個人在每天的生活中，都可以做到的事情。
前陣子的治療師法修法爭議，也是倡議的作為。職能治療師提倡的健康促進，對某些醫療團體來說，也許是個太過先進的概念，也許他們對於自己的專業地位過於自傲，而拒絕接受其他使這個社會變好的可能。修法雖然沒有成功，但卻成功的引起了社會及媒體的討論，我們離成功的修法就更近了一步。倡議並不難，就算只是轉發聲明貼文，你也為這個議題盡了心力。
身為職能治療師，你也許覺得自己很渺小，職能正義的價值和抱負太遠大、實在是遙不可及，但我們身而為人，身為助人工作者，就應該要為這個世界的不公正起身反抗，努力讓我們的社會，變得更適合所有人。
References:
Evelyne Durocher, Barbara E. Gibson & Susan Rappolt (2014). Occupational Justice: A Conceptual Review.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, 21:4, 418–430.
Ann Lund, Margrete Mangset, Torgeir Bruun Wyller & Unni Sveen (2015). Occupational Transaction after Stroke Constructed as Threat and Balance.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, 22:2, 146–159.
Elizabeth Townsend & Rebecca Marval (2013). Can Professionals Actually Enable Occupational Justice? Cad. Ter. Ocup. UFSCar, São Carlos, v. 21, n. 2, p. 215–228, 2013
(以上參考文獻為Dr. Daniel Park所開設的USC OT Course: Advanced Seminar in Occupational Science的課前閱讀資料。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