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間距離感錯亂
一開始最深刻體會到的，便是空間距離感的錯亂。整個加州是台灣的將近12倍大，Los Angeles地區佔據了三分之一個台灣大小，即便是LA City也將近是台北市的5倍大。我住在LA County裡的San Gabriel City，開車到LA City市中心大概40分鐘到一小時，算是非常近的距離。
我記得在台灣用HelloTalk app語言交換練習英文（延伸閱讀＿留學準備：在生活中加強英文能力）的時候，有一個住在美國的朋友跟說，他每都要開一個小時的車去上班，可以利用那段時間跟我通話練習英文。當時就住在醫院旁邊、每天通勤時間只要10分鐘的我，實在無法想像，然而現在，我們也是每天開車20–30分鐘到醫學院上課，有些日子要開1小時的車去主校區上課，假日開兩個小時的車去海邊走走，也都覺得還行。對於住在生活機能更不方便的地區的人來說，對於這種空間距離感的變化應該會更有感。
無法判斷環境的是否安全
剛到加州的前兩三天，因為我們的房間還沒有床，所以一開始在airbnb住了幾天。白天忙完所有的事情後，晚上室友們載我們回airbnb休息，看到我們住的地方之後非常地擔心。那個街區路燈明亮、房子都有裝鐵門窗，以台灣的標準來看，應該非常安全吧，但室友卻說，這些都是「不安全區域」的特徵，真正安全的住宅區，通常不需要裝鐵門窗，也不需要這麼明亮的街燈照明。
另外LA讓人感到不安而且困惑的，就是大量的遊民(homeless)。LA市中心、韓國城(Korea Twon)、中國城(China Town)等地方，都有許多的帳篷區，是許多遊民的居所，有些文章將帳篷區稱作Tent City，可見其規模及人數可觀。遊民是加州社會安全及社會福利的一個重要問題，也與心理衛生體系不夠健全有著緊密的關係，是心理OT比較常接觸的族群。身為OT，真的不應該狹隘地認為遊民是危險的、不穩定的存在，他們其實是需要幫助的人啊。但事實上，當你隻身走在陌生的街道上，看到路上一整排的帳篷區，和在帳篷外晃蕩的人們，真的會讓人感到不安。
飲食習慣
美國的飲食習慣呢，其實就跟預期中差不多，充滿高熱量速食、肉類。來這裡之後察覺比較有趣的事情是，雖然一份食物很貴，但其實一份食物的份量(portion size)都非常大。一份餐點也許要15美金，但份量通常都多到可以餵飽兩個人，算起來其實跟台北外食的物價差不了多少。
另外，這裡的甜點也是讓人感到不可置信，超級無敵甜。我非常愛吃甜食，所以剛到美國的前幾個月，每天都快樂地大吃各種甜點、冰淇淋。在這裡，「不健康」的食物相對便宜，一碗的沙拉可能比一份漢堡還貴，因此，肥胖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是和貧窮、階級綁在一起的議題。
文化
文化的範圍很廣，台灣其實也吸收了大量的美國文化，而我在這裡真的深刻體驗到差異的，是社交文化。這裡的人非常友善，而且愛聊天。我記得一開始讓我最困擾的社交問句是 ” how are you? ”(笑)，真的，每天都有好多不同的人問我你好嗎？不管是Trader Joe’s的店員、同學、排隊結帳的路人，甚至只是走在路上對到眼的陌生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” I’m fine, thank you. ” 聽起來超蠢的啊，路人難道不能簡單問個hi就好嗎？
另外，閒聊(small talk)真的是我的罩門。面對不熟、甚至完全陌生的人，到底要聊些什麼呢？How was your day? How was the class? How do you feel about California? 這些問題，我到底要跟眼前的這個人分享到什麼程度呢？我當時真心覺得，這些問題比考托福口說還難哈哈。但漸漸習慣之後，其實覺得，各種簡單的問候滿溫暖的，可以簡單的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活，讚嘆一下今天的天氣，聽聽別人的生活小事，也許有機會可以更近一步的認識這個人。我還真的找到了一篇文章，教你怎麼閒聊呢。
下面這兩段影片關於美國人跟加州人會做的怪事，雖然有點誇張，但其實也滿真實的哈哈。
分享完這幾個月來的心得，也來聊聊職能科學在這這種情境下的討論吧。之前寫過一篇比較理論的讀書筆記關於「群體」的職能定義，以下針對這個概念的延伸，來討論「共享職能(shared occupation)」的概念跟異地生活的連結。（延伸閱讀＿超越個體的職能定義）
在陌生的國家生活，我們一定會不斷的尋找各種與自己過往經驗能夠連結的人事物，像是可以買到公賣局紅標米酒的華人超市、五十嵐珍珠奶茶、台灣人留學生社團、當地的台灣人社群，或是可以一起度過的台灣節日。當一群個體，共同創造或經驗一個職能活動時，便形成一個「共享職能(co-occupation, or shared occupation)」的概念。
Terry Peralta-Catipon (2009)的一篇文章中，敘述了菲律賓移工在香港生活的經驗。文章中探討的是，菲律賓移工們，休假期間在皇后像廣場(Statue Square)聚會的現象，就像在台北車站大廳聚會的東南亞移工一樣，這個「空間(space)」對於在異地生活工作的人們來說，有什麼樣的職能意義呢？在工作的環境中，他們感受不到歸屬、感受不到自我，許多層面上，他們的職能參與都是被剝奪的，這個空間相較於每天生活的其他空間，成了他們真正可以休息地方，也因為寂寞、想家，他們更需要一個情感的依賴和出口。
作者將這樣的現象，解釋為人們將一個具體的「公共空間」轉化為一個模糊的空間概念(a liminal sphere)，這個空間對他們來說，不只是一個聚會的空間，更是一個只有自己人的庇護所、一個暫時可以喘息的社會、一個如同遙遠的家鄉一樣的地方(home away from home)。在這個安全的空間裡，他們可以分享甚至衍伸出一些共同的語言(shared meanings，像是：我們週末老地方見囉)，共同的經驗(shared experiences)，和共同的認同(shared identities)。
我這學期修了生活型態再設計(Lifestyle Redesign®)的課，課堂中我們分成小組練習團體介入，我們這組由幾個非常需要融入美國文化的國際學生、和一個道地的美國同學組成，在過程中獲得很多在美國生活的資訊、得到心理上很多的支持，也同時也突然意識到，職能治療在我身上所達到的治療效果呢。
Reference:
Terry Peralta-Catipon (2009). Statue square as a liminal sphere: Transforming space and place in migrant adaption.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, 16:1, 32–37.
(以上參考文獻為Dr. Daniel Park所開設的USC OT Course: Advanced Seminar in Occupational Science的課前閱讀資料。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