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於理想人生的渴望、追尋有意義的人生，是人類的本能。從職能科學的角度來說，有意義的人生，便是透過做自己想做的事(doing)、感受自己真實的存在(being)，活成自己最想成為的樣子(becoming)。（延伸閱讀＿Doing, Being, Becoming.）
提出Doing, being, becoming (Wilcock, 1999)概念的學者，後來又在這個基礎之上，加上了「歸屬(belonging)」的概念：
Doing, being, becoming, and belonging are the means to both survival needs and health and well-being (Wilcock, 2006). 做想做的事，真實的存在，成為自己最想成為的樣子，找到自己的歸屬，是人類生存及安適的媒介。
在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中，人類的社會需求，包含了被他人接受、以及感覺到歸屬；人，透過與他人的互動，來理解自己的存在與價值，進而感受到滿足，因此感受到歸屬，能讓人類的行爲產生「意義」，讓活動成為職能。
歸屬感其實就是一種身份的認同(identity)，一群人對共同的價值感產生共鳴、對於一個身份產生情感的連結，這種彼此認同的感覺，就是一種歸屬。讓人感到歸屬的群體可大可小，學校、世代、種族、性別，不論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團體界線，通常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安放自己角色的位置。但我們今天要談的，是一個相當大規模，而且有點敏感、有時候有點模糊的群體認同 — 國家的認同(national identity)。
人類的文化相當複雜，在一個國家地區中，人們可能會具有不同的身份認同。一篇2020年的文章中提到，國家認同的概念，有兩種不同的極端，一種是民族認同(ethnic identity)另一種是公民(civic identity)。民族認同(ethnic identity)是對於民族、血脈(blood)所產生的認同感，中國「漢民族」的認同就是屬於這一類；公民認同(civic identity)則是偏向於人民對於共同價值所產生的認同感，美國、加拿大的國家認同比較偏向這一端 (Mathews, 2020)。
雖然「國家」聽起來是一個很明確的概念，但對某些人來說，理解自己對於「國家」的認同感，是有困難的。在Mathews(2020)的這篇文章中就提到，在香港人的歷史中，他們對於「歸屬於一個國家(belong to a nation)」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。
A “stateless nation” is a political community that lacks a state of its own but consciously self-identities itself “as distinct people with enough cohesion to seek some sort of greater self-government.” (Fong, 2019)不被承認的國家，是指一個有自我意識的、缺乏國家定位的政治群體，當中的人們具備足夠的凝聚力，去尋求某種形式的自治。
另一篇2019年的文章中點出，對於偏向支持公民認同(civic identity)的人來說，「國家」的概念，並不一定需要有共同民族血脈為基礎。我們從最近香港的社會運動就可以看出，許多年輕一輩的香港人無法接受「中國人」這樣的民族認同(ethnic identity)，並且逐漸發展出一個新的、偏向公民認同(civic identity)的「國家」認同：香港人(HongKonger)。
對於香港人來說，「香港人(HongKonger)」的認同所代表的，並不只是一個國家的界線、民族的定義，而是他們對於自由民主更崇高的共同價值。
國家認同與職能正義
人們有自由和權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、產生自我認同及歸屬，進而獲得人生的意義，這就是職能的正義(occupational justice)。
在街上抗爭的香港人們，當他們主觀的國家認同，因為外在的社會環境、歷史、文化、政治因素被否定，長期感到被孤立、缺乏自我認同及歸屬，這便是族群(population)階層的職能系統，由於職能的剝奪(occupational deprivation)而產生了職能的疏離(occupational alienation)，是一種職能的不正義(occupational injustice)。（延伸閱讀＿職能正義、超越個體的職能定義。）
目前香港人們所面臨的，當然不只是職能不正義的問題，背後涉及的是更複雜的國際政治、經濟、法律和人權的議題。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在5月28日通過，授權人大常委，將嚴重影響人權的《香港國安法》，加入《香港基本法》第18條的附件三。香港國安法，將會影響到人民因為擔心被扣上「分裂國家、顛覆國政權」的罪名，而被限制的言論、集會、思想等等的自由。
社會正義、人權、和職能正義，是彼此緊密相關的，職能的不正義、人權的打壓，無疑地會長期、嚴重影響到人們各個層面的健康。Wilcock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，職能治療重視的，並不只是「回復健康」，而是更近一步初級預防(primary prevention)的「健康促進」。要做到在疾病發生前的初級預防，就必須要了解社會中各種可能影響人類健康的因素。
目前香港的情勢我們雖然無能為力，但只要你在乎人權，關心所有為職能而存在的個體，你就應該要試著了解及思考整個香港經驗背後的意義。所有人都應該要能夠自由地活著。
References:
Ann A. Wilcock (2007). Occupation and Health: Are They One and the Same?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, 14:1, 3–8.
Ann A. Wilcock (2006). Occupational-Focused Approach to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and Well-Being. An Occupational Perspective of Health, 2nd edition (312–321). Thorofare, NJ: Slack Inc; 2006.
Gordon Mathews (2020).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- National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.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, 0(0),1–6.
Brian C.H. Fong (2019). Stateless Nation Within a Nationless State: The Political Past, Present, and Future of Hongkongers, 1949–2019. Nationa and Nationalism, 2019, 1–18.
